宁德十大城市名片评选——候选名片：圆瑛法师

    【推荐理由】圆瑛法师，俗家姓吴，乳名昌发，学名亨春，出家后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1878年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19岁入佛门，从32岁起，先后住持福州雪峰寺、宁波天童寺及马来西亚的槟城极乐寺等十多处中外古寺名刹，晚年住持上海圆明讲堂。1953年9月，圆寂于宁波天童寺。
    圆瑛法师是中国近代爱国高僧，新中国成立前，曾蝉联七届中国佛教会会长。新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再次被选为首任会长。作为中国高僧的圆瑛，曾出访新加波、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讲经弘法。著有《楞严经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圆觉经讲义》等20余种，合编为《圆瑛法汇》。圆瑛法师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得道高僧，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曾说：“圆瑛老法师一生功行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却是他的爱国精神。”
    “他是佛门一代宗师，是中国佛教界的最高领袖，他一生的光辉业绩赢得了全社会的推崇，是一位高踞云端的拔萃人物。圆瑛的法名被编入《辞海》和《中国名人录》等最权威辞书，是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名人。”古田县政协主席江宋堂说，圆瑛精神的崇高境界展示了佛门弟子的爱国忠心和高尚的情操，大大提升了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佛教积极意义的认同。“圆瑛精神通过他的得意门生赵朴初、明旸法师以及众多弟子，影响中国佛教界近百年，未来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出家救世成就中国一代爱国高僧

    在古田县，只要提及圆瑛法师，人们便会向来往游客介绍极乐寺以及吉祥塔，于是记者驱车来到了古田县郊外的极乐寺。10多分钟后，记者已然站在极乐寺门前，面对静穆的寺院，挥洒在四周炽热的阳光仿佛也渐渐变得柔和，闷热的心也渐渐的平静。
    一位老者见记者手拿相机，便上前询问是否前来参观圆瑛纪念堂。老者告诉记者，因极乐寺和吉祥塔是圆瑛法师生前重建重修的，而极乐寺里又专门设立了圆瑛法师的纪念堂以及他的坐像，因此时不时地都会有很多游客慕名前来。于是在老者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寺庙深处的圆瑛纪念堂。
    进入厅堂，除了厅堂中央圆瑛法师的坐像格外醒目外，还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四周墙面挂满了裱着框的黑白陈旧相片。一张张细细浏览，发现原来都是圆瑛法师一生功行事迹的记录。
    “圆瑛法师虽然是出家人，但是他的一生始终心存着一颗爱国心。”老者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介绍着，“这张便是圆瑛法师代表中国佛教徒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的照片。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时期，圆瑛法师都在为祖国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有很多有知识又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为报国济民而奋起拼搏。毛泽东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实际，选择了拿起枪杆子争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鲁迅弃医从文，拿起笔杆子进行呐喊，唤醒了民众，引领文人们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奋斗；而圆瑛，他则选择了出家救世，希望用“如来救世方”来净化人心。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期间，圆瑛法师号召团结全国佛教徒和信众不畏强暴，坚持抗日。他组织僧侣救护队成立佛教医院，举办道场宣传抗日救国，并亲赴南洋演讲筹款，支援中国抗日。日本人在恼恨之下，把他逮捕关押在南京日本宪兵司令总部一个多月时间，也奈何不了他，慑于当时国内外的强大舆论和圆瑛法师的崇高威望，又不得不释放了他。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和南洋诸国纷纷派人争相延请圆瑛法师离开大陆，但是圆瑛法师却说：“我是中国人，决不他往。”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团结佛教徒，以佛教为途径，在爱国救世的道路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亚太和平会议期间，圆瑛法师（右）会见外国宗教界代表（资料照片）

九主佛门一代宗师为佛教事业鞠躬尽瘁

　　古田县的文史资料里还有一笔纪念圆瑛法师的重要记录，那便是为纪念圆瑛法师诞辰130周年而由古田县政协编辑出版的《圆瑛》史料专辑。这是古田县政协经过半年多时间走访国内外各地，搜集十多种参考书籍而完成的。可以说，《圆瑛》史料专辑以及它的编纂人员，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圆瑛法师一生的辉煌史。
　　翻阅《圆瑛》，里面详细地记录着圆瑛法师一生从事着佛教事业，为近现代中国佛教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及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诸多贡献，并辉煌描述了他创下了“九主佛门”的记录。因此人们在称其圆瑛时，前缀必加上“佛教领袖”或“一代宗师”。
　　一边翻看着《圆瑛》，一边回顾着近两千年的佛教于中国的漫长岁月，似乎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大德高僧为推动佛教事业不断发展做出贡献。然而，过去的僧界都各守门户，真正在中国佛教界取得领袖地位的僧人屈指可数，其原因主要是民国之前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佛教组织。
　　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圆瑛法师及寄禅长老、太虚和尚等人深感中国佛教界如不加强团结，集结于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之中，对内对外都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于是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这才使得我国佛教有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圆瑛法师此时被推举为参议长。此后，为拯救佛教，消除社会对佛教的歧视和排斥，成立了“中国佛教总会”，圆瑛法师当选该会教务主任。
　　1929年，江浙佛教联合会与中国佛学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决议组成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从而确立了圆瑛法师在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地位。之后，圆瑛法师连续八届担任中国佛教会会长和理事长，带领着中国佛教走上积极救世的道路，为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圆瑛法师在任职期间，积极致力于国际间的佛教组织活动。据史料记载，从1907年即圆瑛30岁那年起，先后七次出国，到过菲律宾、新加波、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传经弘法，在国内也多次参加国际性的活动。外事活动时间长达四十余年，博得各国信众的赞赏，是历史上参加国际交流最多的高僧之一。1952年，圆瑛法师已经是75岁的高龄，仍频繁参加国际间的佛教活动。直到1953年，在病危时仍然想着为佛教事业再尽愿力。

圆瑛法师宣读亚太和平会的佛教徒联合声明（资料照片）

佛家办学慈悲心延展教育界堪称第一

　　“圆瑛不仅是一位爱国僧、佛教界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古田县政协办公室主任黄荣凑说，“他以佛教大慈悲和利他救世的宗旨，率先创办多种类型教育，堪称佛家办学第一人，在中国教育史上，应该有他光辉的一页。”
　　黄荣凑是《圆瑛》专辑的编委之一，而对于圆瑛法师办学一事他有着自己的见解。圆瑛法师数十年来，除了创办僧伽教育外，还创办了孤儿教育、国民职业教育和国民普通教育。
　　“作为佛教高僧去办教育，有人认为是越俎代庖，但是圆瑛法师认为，他所创办的不论是哪一类教育，都会是一剂救世良方。”对于当时圆瑛法师面对舆论压力坚持办学，黄荣凑深感敬佩。“尝见吾子遇鱼鳖之属，每舍资买之放生，难道此等孤儿尚不及湿生之命耶？既然社会对孤儿院未曾开办，我等理当协助建设，以为之倡。将来必有继起者。”面对有人质疑创办孤儿教育，圆瑛法师给予了巧妙回应。
　　圆瑛法师前后四十余年办学，学子如云，他的教育实践和僧伽教育思想，为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积累了宝贵的财富，同时，也可成为办社会教育的借鉴。圆瑛法师创办国民学校，主要是为之募资建校舍等。1971年，他就连续在浙江和福建建了四所学校，并亲任董事长。
　　“古田是圆瑛的家乡，因此对家乡办学他也煞费苦心。”黄荣凑介绍道，1946年，圆瑛法师为了报效家乡，还竭尽全力办起了端浙小学（即圆瑛小学）。他历时三年，三番五次为建校舍筹款。特别是当时处于内战时期，时局艰难，民国的法币急剧贬值，物价飞涨，期间圆瑛法师又正在上海募资创办楞严专宗学院，两头牵挂，结果他多方努力，两所学校都顺利办成。
　　据介绍，在为建校筹款的同时，还进一步筹资购置校产，设立永久办学基金，而且还要安排资金多次救济村里最困难的乡亲。他为了不使货币继续贬值，把货币暂为购物保存保值，观察时局物件变化作适时再回换货币的计议。圆瑛法师把自己历年护法信徒赠送的物品全数拍卖，得储币100万元，又请高徒明旸法师捐赠储币100万元，作为家乡办学的永久基金。当时，各方面向圆瑛大师请求资助者很多，但他还特意交代家乡校董会记住，过两年等他七十岁时再拨款一次，要校董会等到那时预先来函请拨。
　　“端浙小学建成后，附近乡村的孩子都能来这里读书，历年来，培养了不少人才。今天我们再参观这所六十年前修建的校舍时，不免由衷地对法师家乡办教育产生无限敬仰之情。”面对圆瑛对家乡办教育之事，黄荣凑至今仍感叹道：“斯人西去，教迹长存。圆瑛法师的办学事迹和精神如同他的爱国爱教爱和平一样，为后人所传颂，也同样值得后人去弘扬。”

圆瑛法师部分著作

　　【专家点评】江宋堂，古田县政协主席，多年从事“圆瑛文化”研究，是《圆瑛》史料专辑的主编。
　　江宋堂：由于组织编纂《圆瑛》文史资料的缘故，我粗略接触了圆瑛法师生平的有关资料，十分震撼。震撼之余，我对圆瑛法师的思想文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圆瑛法师固然是出家人，但他又是一个积极爱世的社会人，他的思想文化不仅限于佛教范畴，他的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难得的通才。他把宗教与政治、佛教与儒教相联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圆瑛文化”。而在古田文化中，我认为分量之厚重、影响之深刻的当首数“圆瑛文化”。
　　“圆瑛文化”是古田乃至闽东的一大文化品牌，圆瑛法师在中国佛教界乃至社会上的地位显赫，影响巨大，打造这一品牌有巨大的潜力，能够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如果把修复扩建圆瑛纪念堂以及圆瑛故居的工作做好了，那么古田将成为佛教的一大知名圣地，这对闽东的旅游业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对闽东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